根據《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在受封為將之後對劉邦表示,項羽具有「匹夫之勇」和「婦人之仁」,強而易弱。雖然「匹夫之勇」易於理解,但「婦人之仁」的意涵卻令人困惑。
韓信說的話如下:「項王待人恭敬仁慈,言辭溫和,對於患病者,他會流淚並分給他們食物與飲料。然而當有功勳應得封賞的人出現時,他卻捨不得給予。這就是所謂的婦人之仁。」但他也指出:「在項羽征戰過的地方,無不遭受破壞,因此百姓對他有許多怨恨,並不真心擁戴。雖然項羽名義上是霸王,但實際上卻失去了天下的擁護。」當時我還年幼,不解「仁」為何有壞處,以及「婦人之仁」為何不妥。一個能因為他人痛苦而落淚的人,怎麼可能是屠夫?一個仁愛的人,又怎麼會失去天下的支持?最後,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項羽的「慈愛」是偽善,他其實是一個殘暴的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明白,項羽流淚未必是虛情偽意。人性充滿奇異之處,一個能為小狗小貓傷心的人,也可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中國文化從未有過對生命本身普遍的敬畏之心,反而更傾向用親疏喜惡來決定生命的價值。項羽出生於貴族家庭,恭敬仁慈、言辭溫和是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對病患者的憐憫和對征戰中的殘暴並不矛盾。當秦將章邯投降時,項羽流淚傾聽他談論趙高的事,不僅寬恕了他,還封他為雍王。然而,在得知投降的士兵可能密謀叛變後,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部下的建議,在夜晚屠殺了超過二十萬名秦士兵。按照常理,為了斬草除根,既然殺了二十萬士兵,索性將章邯等三人一併處死,倒是更為利落。然而,項羽卻沒有這麼做,反而對他們仍然十分禮遇,帶領他們一起入關。項羽或許認為章邯是與他同類,而對於秦士兵的生命,卻視之無足輕重。
項羽身為貴族,他是個君子,因此他容易受到欺騙。當你與他談論規則和風度時,他便會感到困惑。在鴻門宴上,項羽放過劉邦,這並不難以理解,因為對他來說,在酒席上殺人是相當丟臉的事情。然而,劉邦卻是個潑皮無賴,他追求的是天下,而不是面子。當項羽捉住劉邦的父親,威脅「如今不趕緊投降,我將烹煮你的父親」時,劉邦回答:「我和項羽共同奉命懷王,稱兄道弟,我的父親就像他的父親。如果他真的想烹煮我的父親,那就請把一碗煮好的湯分給我。」劉邦十分了解項羽的貴族性格,但項羽卻無法理解劉邦的流氓思維,結果他沒有殺死劉邦的父親。不僅如此,當他們達成協議,以鴻溝為界,「歸還劉邦的父母和妻子」時,項羽以為雙方從此和平共處。然而,劉邦在妻子回來後,立刻毀約進攻楚軍。這是項羽「婦人之仁」典型表現所導致的失策。
項伯這個勢利之徒,雖然另有所圖,但他說得一點也不錯:「為天下者,不顧家。」用家人的性命來威脅劉邦毫無作用。劉邦在逃命時,為了讓車子跑得更快,甚至親手將子女推下車子。然而,當劉邦攻占長安後,他懂得「約法三章」來安撫百姓;當他得到天下後,也懂得「與民休息」。這並非他愛百姓多於愛子女,而是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再看看《孫子昊起列傳》中的一段,便更加明白了。
吳起在做將軍時,他與士兵最低層的人共同生活,穿著相同的衣服,吃相同的食物,睡覺不鋪床墊,行走不騎馬,親自背負糧食,與士兵共擔勞苦。當士兵生病時,吳起會親自為他們吸痰。士兵的母親聽說後痛哭。有人問她:「你的兒子是士兵,將軍親自為他吸痰,你為什麼要哭呢?」母親回答:「不是這樣的,去年吳公為我丈夫吸痰,我丈夫隨後在戰場上壯烈犧牲。如今吳公又為我兒子吸痰,我不知道他將在何處犧牲。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哭。」
吳起並非所謂的「仁」之人,他的母親去世時他可以不回家,為了領軍甚至殺了自己的妻子。他為士兵吸痰和項羽的「涕泣」看似相同,都表現出對部屬的關懷。然而,項羽的哭實際上毫無作用,他舍不得按功勞賞賜,引起的怨恨無法通過這些小恩小惠來平息。士兵的母親,憑藉在血淚中成長的智慧,看得清楚,吳起為士兵吸痰,是要用士兵的性命來回報的。
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於「禮」與「仁」。「禮」是制度架構,而「仁」是精神內核。對於統治者而言,「仁」絕非僅僅是「仁愛」之情,更是「仁政」之術。「仁」是用來贏得人心的,不能贏得人心的「仁」便失去了意義。
翻看歷史書籍,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所謂英明君主(特別是開國之君)的子嗣大多數相對較為懦弱。除了遺傳和環境因素外,剛剛得到天下的君主,為了表明自己不僅僅是靠武力取得天下,往往會請擅長儒學的老師來教育子嗣。然而,在教育過程中,子嗣可能被「教壞」,變得過於「恭敬慈愛」。對於英明君主本人,他非常清楚天下究竟是如何得來的。所謂的「仁」,是讓大多數人看的,如果只有自己相信,那就出問題了。當看到自己的兒子被教得如此愚昧,怎能不憤怒呢?羸政對扶蘇不滿,劉邦對劉盈失望,劉徹厭惡戾太子,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元帝劉示在做太子時曾表示,認為父親的刑罰過於嚴厲,應該多使用儒生。宣帝聽後臉色大變,斥責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為輔,怎能只用德教和周政?」他痛斥儒生,悲嘆道:「擾亂我家者,太子也!」這話再明白不過。這並非儒學的錯,而是儒生的錯。用政治來指導道德,用刑罰來約束行為,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話說回來,在缺乏有效約束機制的情況下,社會的穩定取決於統治者的治國理念。推行「仁政」,無論其動機如何,對被統治者而言都是一種讓步,相對而言,百姓能夠得到更多的利益。即使劉邦是個流氓,項羽是個貴族,在劉邦手中的命運可能要比在項羽手中好一些。太史公深知這一道理,所以在人格上,他隱隱地推崇項羽;然而,在治理天下的能力方面,他認為劉邦要更強一些。
這也意味著,在歷史的長河中,君主的品性並不是決定一個國家成敗的唯一因素。英明的統治者需要兼具仁政和嚴刑峻法,以確保國家的繁榮和穩定。在此基礎上,即使君主的品性存在缺陷,只要他能夠有效地治理國家,為百姓創造安定的生活環境,那麼這個國家仍有可能取得成功。
當然,這並不是說品性毫無意義。一個有品格的君主,應該能夠在「仁」與「刑」之間取得平衡,既能夠用仁政來贏得人心,又能運用法律來維護國家的秩序。然而,如果過分偏向某一方面,則可能導致國家的衰敗。
總之,歷史告訴我們,統治者應該兼顧仁政與嚴刑峻法,以確保國家的穩定和繁榮。作為百姓,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待君主的品性,以及他們治理國家的能力,從而對歷史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