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在受封為將之後對劉邦表示，項羽具有「匹夫之勇」和「婦人之仁」，強而易弱。雖然「匹夫之勇」易於理解，但「婦人之仁」的意涵卻令人困惑。
韓信說的話如下：「項王待人恭敬仁慈，言辭溫和，對於患病者，他會流淚並分給他們食物與飲料。然而當有功勳應得封賞的人出現時，他卻捨不得給予。這就是所謂的婦人之仁。」但他也指出：「在項羽征戰過的地方，無不遭受破壞，因此百姓對他有許多怨恨，並不真心擁戴。雖然項羽名義上是霸王，但實際上卻失去了天下的擁護。」當時我還年幼，不解「仁」為何有壞處，以及「婦人之仁」為何不妥。一個能因為他人痛苦而落淚的人，怎麼可能是屠夫？一個仁愛的人，又怎麼會失去天下的支持？最後，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項羽的「慈愛」是偽善，他其實是一個殘暴的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明白，項羽流淚未必是虛情偽意。人性充滿奇異之處，一個能為小狗小貓傷心的人，也可能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中國文化從未有過對生命本身普遍的敬畏之心，反而更傾向用親疏喜惡來決定生命的價值。項羽出生於貴族家庭，恭敬仁慈、言辭溫和是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對病患者的憐憫和對征戰中的殘暴並不矛盾。當秦將章邯投降時，項羽流淚傾聽他談論趙高的事，不僅寬恕了他，還封他為雍王。然而，在得知投降的士兵可能密謀叛變後，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部下的建議，在夜晚屠殺了超過二十萬名秦士兵。按照常理，為了斬草除根，既然殺了二十萬士兵，索性將章邯等三人一併處死，倒是更為利落。然而，項羽卻沒有這麼做，反而對他們仍然十分禮遇，帶領他們一起入關。項羽或許認為章邯是與他同類，而對於秦士兵的生命，卻視之無足輕重。
項羽身為貴族，他是個君子，因此他容易受到欺騙。當你與他談論規則和風度時，他便會感到困惑。在鴻門宴上，項羽放過劉邦，這並不難以理解，因為對他來說，在酒席上殺人是相當丟臉的事情。然而，劉邦卻是個潑皮無賴，他追求的是天下，而不是面子。當項羽捉住劉邦的父親，威脅「如今不趕緊投降，我將烹煮你的父親」時，劉邦回答：「我和項羽共同奉命懷王，稱兄道弟，我的父親就像他的父親。如果他真的想烹煮我的父親，那就請把一碗煮好的湯分給我。」劉邦十分了解項羽的貴族性格，但項羽卻無法理解劉邦的流氓思維，結果他沒有殺死劉邦的父親。不僅如此，當他們達成協議，以鴻溝為界，「歸還劉邦的父母和妻子」時，項羽以為雙方從此和平共處。然而，劉邦在妻子回來後，立刻毀約進攻楚軍。這是項羽「婦人之仁」典型表現所導致的失策。
項伯這個勢利之徒，雖然另有所圖，但他說得一點也不錯：「為天下者，不顧家。」用家人的性命來威脅劉邦毫無作用。劉邦在逃命時，為了讓車子跑得更快，甚至親手將子女推下車子。然而，當劉邦攻占長安後，他懂得「約法三章」來安撫百姓；當他得到天下後，也懂得「與民休息」。這並非他愛百姓多於愛子女，而是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再看看《孫子昊起列傳》中的一段，便更加明白了。
吳起在做將軍時，他與士兵最低層的人共同生活，穿著相同的衣服，吃相同的食物，睡覺不鋪床墊，行走不騎馬，親自背負糧食，與士兵共擔勞苦。當士兵生病時，吳起會親自為他們吸痰。士兵的母親聽說後痛哭。有人問她：「你的兒子是士兵，將軍親自為他吸痰，你為什麼要哭呢？」母親回答：「不是這樣的，去年吳公為我丈夫吸痰，我丈夫隨後在戰場上壯烈犧牲。如今吳公又為我兒子吸痰，我不知道他將在何處犧牲。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哭。」
吳起並非所謂的「仁」之人，他的母親去世時他可以不回家，為了領軍甚至殺了自己的妻子。他為士兵吸痰和項羽的「涕泣」看似相同，都表現出對部屬的關懷。然而，項羽的哭實際上毫無作用，他舍不得按功勞賞賜，引起的怨恨無法通過這些小恩小惠來平息。士兵的母親，憑藉在血淚中成長的智慧，看得清楚，吳起為士兵吸痰，是要用士兵的性命來回報的。
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於「禮」與「仁」。「禮」是制度架構，而「仁」是精神內核。對於統治者而言，「仁」絕非僅僅是「仁愛」之情，更是「仁政」之術。「仁」是用來贏得人心的，不能贏得人心的「仁」便失去了意義。
翻看歷史書籍，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所謂英明君主（特別是開國之君）的子嗣大多數相對較為懦弱。除了遺傳和環境因素外，剛剛得到天下的君主，為了表明自己不僅僅是靠武力取得天下，往往會請擅長儒學的老師來教育子嗣。然而，在教育過程中，子嗣可能被「教壞」，變得過於「恭敬慈愛」。對於英明君主本人，他非常清楚天下究竟是如何得來的。所謂的「仁」，是讓大多數人看的，如果只有自己相信，那就出問題了。當看到自己的兒子被教得如此愚昧，怎能不憤怒呢？羸政對扶蘇不滿，劉邦對劉盈失望，劉徹厭惡戾太子，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元帝劉示在做太子時曾表示，認為父親的刑罰過於嚴厲，應該多使用儒生。宣帝聽後臉色大變，斥責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為輔，怎能只用德教和周政？」他痛斥儒生，悲嘆道：「擾亂我家者，太子也！」這話再明白不過。這並非儒學的錯，而是儒生的錯。用政治來指導道德，用刑罰來約束行為，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話說回來，在缺乏有效約束機制的情況下，社會的穩定取決於統治者的治國理念。推行「仁政」，無論其動機如何，對被統治者而言都是一種讓步，相對而言，百姓能夠得到更多的利益。即使劉邦是個流氓，項羽是個貴族，在劉邦手中的命運可能要比在項羽手中好一些。太史公深知這一道理，所以在人格上，他隱隱地推崇項羽；然而，在治理天下的能力方面，他認為劉邦要更強一些。
這也意味著，在歷史的長河中，君主的品性並不是決定一個國家成敗的唯一因素。英明的統治者需要兼具仁政和嚴刑峻法，以確保國家的繁榮和穩定。在此基礎上，即使君主的品性存在缺陷，只要他能夠有效地治理國家，為百姓創造安定的生活環境，那麼這個國家仍有可能取得成功。
當然，這並不是說品性毫無意義。一個有品格的君主，應該能夠在「仁」與「刑」之間取得平衡，既能夠用仁政來贏得人心，又能運用法律來維護國家的秩序。然而，如果過分偏向某一方面，則可能導致國家的衰敗。
總之，歷史告訴我們，統治者應該兼顧仁政與嚴刑峻法，以確保國家的穩定和繁榮。作為百姓，我們也應該客觀地看待君主的品性，以及他們治理國家的能力，從而對歷史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