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的崇儒更化

當一個民族經歷大變革的時代,文化建設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是因為文化建設和政治建設相輔相成,互相影響,共同創造一個新時代。過去的經驗應當被珍惜,成為未來的指導。西漢武帝時期的文化建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秦朝滅亡、漢朝興起的時代背景下,政治、社會及文化順序遭受了巨大的破壞。漢朝繼承秦朝的政治體制及運作方式,但逐漸降低其運作速度。同時,漢朝亦承襲了秦朝的法律刑罰,但逐漸廢除了其過於嚴酷和繁複的部分。在惠帝和高后時期,漢朝政府處於無為而治的狀態,與民休息,而在文帝和景帝時期,漢朝政府進一步去除了法律刑罰的繁苛性。總之,漢初政治體制的本質是秦政,即以法家的刑罰之治為主;而無為之治主要是養民,但並未通過禮義來教化民眾,與儒家的德治有所區別。因此,漢初並沒有實施實質性的政治改革。
在秦楚漢之間,天下大亂,戰火不斷。秦廷所收藏的文化典籍和社會上私藏的典籍大量被毀。儒者遭到戰死和流落,數量大幅減少。漢興之初,劉邦沒有多少文化修養,否定《詩》《書》在社會和政治中的作用。然而,陸賈卻成為了劉邦的臣子,時時在他面前宣揚《詩》《書》的重要性。但劉邦卻不以為然,毫不在意儒者。在惠帝和高后統治時期,文化上並未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直到惠帝四年,才開始「除挾書律」。但文帝和景帝對儒者不屑一顧,漢廷崇尚的黃老之術和法家一樣,反知識、反文化和反傳統。《史記·儒林列傳》簡要描述了儒學和儒者在高帝到景帝時期官方態度和行為,顯示儒學在漢廷中未受到重視,儒者得不到任用。總之,漢初諸帝在文化政策上缺乏積極措施,並未努力恢復和重建秦政所留下的文化空白。
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和「無為而治」的政策,直至武帝時期,社會經濟得到了高度發展。然而,由於漢朝政府未著重於文化建設,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識形態,因此,大部分民眾不講究禮義。加上無為放任的政策助長了民眾的驕橫、奢侈和腐敗之風。因此,武帝時期進一步承擔了文化建設的重任。

在《漢書·藝文志》中有記載:「到了孝武時期,書籍缺乏、簡本遺失,儀禮衰弱,樂章殘缺。皇帝心急如焚地喊道:『我非常憂慮!』於是決定實行藏書和寫作的計策,甚至包括各種傳統和口語文學作品,全都得到了圖書館的收藏。」

著名儒家孔子的弟子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一書,向武帝提出在文化和政治上進行改革的建議。他認為:「漢朝自得天下以來,常常想要達到善治的目標,但至今仍未達成,原因是因為尚未進行必要的改革。」

「改革」是指進行重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革,為社會帶來新的方向和希望。武帝時期在文化建設方面大力推進,對漢朝的發展和傳承起著重要的作用。
文化建設是在眾多思想文化之間確立某種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主要是由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所構成,引導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行事。西漢武帝時期的文化建設成就之一,就是儒家思想取得正統地位,此即「崇儒更化」,被後世史家所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舉動奠定了「六藝」和孔子思想的主流地位。「六藝」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總結和積累,孔子整理之後,並賦予新的涵義,成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基礎。而禮樂則是「六藝」的基礎內容,孔子和孟子透過傳統中的創新,尋求禮樂的精神實質,也就是仁、義、禮、智、信等核心價值觀念,進而對傳統思想進行了哲學上的突破。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西汉时期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文献。在《春秋》大一统的理念中,它代表了天地的常道,也代表了古今通义。然而,现在各家学说大相径庭,人们的观点也存在差异,百家争鸣,意见不一,这使得统一的意见难以达成。法制也在不断变化,下层不知所守。我认为,那些不在六艺之中、不属于孔子学派的思想应该被排除,不应该被并列。只有排除邪说、消灭谬误,才能实现一体化管理,确立法度,让人们知道应该追随什么。
「春秋」的大一統,不僅涉及政治面貌,更涵蓋了思想文化。具體而言,這個統一的核心理念包括儒家思想文化和其正統的核心價值觀。
「崇儒更化」成為武帝時期的文化主旨,也是一種文化建設。董仲舒等儒者的建議得到了武帝的採納,並在積極推動下進行了實施。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即位,展開了首次的尊崇儒學運動。《儒林列傳》中記載:「當今天子登基後,趙綰、王臧等卓越的儒者獲得了重用,而天子也向這些儒者學習,並招募了一批正直的文學士人。」武帝排斥了法家和縱橫家等流派,轉而提拔文學(亦即儒學)士人。
漢武帝在建元五年春天,宣布成立「五經博士」。五經指的是《詩經》、《書經》、《禮記》、《春秋》和《易經》,這些書籍被視為古代中國儒家文化的經典。為了加強對五經的研究和治理,武帝從儒學學者中挑選專門負責研究和教授五經的博士,這些博士即專經博士。此舉是漢廷對儒學的崇尚和推崇,進一步發揚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元光元年五月,當時的政府召集了一群賢良儒者,其中包括公孫弘等眾多知識分子獲得了優厚的待遇。《儒林列傳》中記載:「政府取消了黃老、刑名等諸家的主張,並且延攬了數百名文學儒者,其中公孫弘因編撰《春秋》而受封為天子的三公之一,並被封為平津侯。各地的學士們都紛紛效仿他。」這次徵召明確地駁回了黃老、刑名等諸家的主張,主要招募對象都是儒者。公孫弘編寫了《春秋》,成為漢代第一位獲得封侯並被任命為相的儒者,進而成為各地學士們欣羨追隨的對象。
「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創立太學,這是推崇儒學的最大成就。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太學,是養育人才的重要機構,其地位之高,為賢士所關注的要點,也是教化之最本源。我願陛下大力推動太學,聘請優秀的教師,以培養天下英才,經常考核並盡其才,相信必能培育出一批優秀的人材。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等文化政策在元朔五年得以實施,這也直接開啟了一波官學的興盛。此政策的具體制訂者為公孫弘,他對《功令》進行了修改,為博士弟子員的選拔、考核和任用等方面做出了具體的規定。當時,朝廷在京師成立了太學,並在地方上設立了郡學和縣學來培養、管理官學弟子們。這些措施有效地促進了士人學習、傳承《五經》及儒家經典的文化傳承。儒家思想文化在官學的推廣下,終於得到了正統的地位。
在建元元年至元朔五年期間,漢朝通過數個重要的政治舉措,最終確立了儒學的主流地位。董仲舒是「群儒首」,他的《天人三策》積極推動了漢朝的文化政策制定和執行。班固說:「當董仲舒被任命為朝廷要員時,他特別重視孔子思想的傳承,限制了百家的影響。他還設立學校官員,讓州郡舉薦優秀人才和孝廉士,這一切皆是源於董仲舒的建言。」(《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崇儒更化」的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首先,武帝大力推崇儒家學說,重視儒學的地位和影響。他下令建立太學,並且親自招收儒士,讓他們擔任官職,推動儒學的發展。

其次,武帝積極推行改革,著眼於社會穩定和治理。他強調教化,推動風俗的轉變,整頓士民習俗,使得社會風氣更加純正,治理成效積極。

第三,武帝注重文化藝術的發展,鼓勵文化事業的繁榮。他修建文教機構,推行詩詞、書法、音樂等藝術活動,營造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文化氛圍。

最後,武帝實行廉政標準,反對貪污腐敗。他削減官員薪俸,嚴格財務制度,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監督,使政治風氣清明,政治經濟積極發展。

總的來說,武帝「崇儒更化」的政策措施涉及了政治、文化、經濟、風俗等多方面,使得漢朝時期出現了一個和諧、充滿活力的社會環境。
禮樂政治在儒家的理想政治中佔有重要地位。明堂之制是為了加強中央對諸侯的統治,用於天子朝見諸侯。天地之祭是禮樂制度中的重要內容,它一方面表明了漢家政權的神聖性,另一方面也請求上帝的庇佑。元封元年,武帝封禪泰山,禮樂政治達到了頂峰。封禪的目的在形式上是報答天地諸神的恩德,實際上是表明王朝受命於天,皇權有神聖性。武帝還建立了樂府,並收集了各地方的詩歌,一方面作為娛樂,另一方面也用來了解各地方的風俗民情,以製作新的禮樂,改變風俗習慣。
「仁義禮智信五常」作為核心價值觀,指導人們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行為。《天人三策》中曾指出:“仁、義、禮、知、信是五常之道,王者應該修養這五者。如果這五者得到了實踐,那麼就能受到上天的青睞,得到鬼神的祝福,這種美德也能流傳到方圓之外,惠及群眾。”

在政治領域,要以道德為先,以刑法作為輔助。在社會生活中,要以仁義禮樂來教化國民。而漢代武帝也曾頒布聖訓曰:“古時倡導教化,鄉里以年齒高低明白,朝廷以官爵高低明白,透過風化教育,指導世人,最好的辦法就是以德行取勝。”
一、儒生身份的重要性

在古代中國,儒生的社會地位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在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都擁有特殊的地位和權力。其中,政治方面是最為重要的,儒生可以進入官場,成為朝廷的參政議政者,更可以受到天子的賜命,出使各地。

此外,儒生在學習期間免除賦稅,並得到一定的生活補助,讓他們可以更加專注地學習。而學成後,儒生可以直接進入官僚機構工作,並且享有一定的權力和待遇。總之,儒生的社會地位和身份非常優越,可以說是當時社會中的一種精英群體。

二、儒生在政治隊伍中的角色

坊間常有一种誤解,認為儒生只是“文人”,不是“武將”,無法參與戰爭。但實際上,儒生在政治隊伍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博士在朝廷上可以參政,議政,負責制定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法律。像董仲舒就是一位儒者出身的官員,曾任江都王和膠西王的宰相。而公孫弘更是以旁人稱羨的“天下三公”之一。

因此,可以看出儒生在官場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在制定國家政策和管理國家大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理學與利祿的關係

隨著社會的漸漸進步,人們對知識和學問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認識。在儒家學派中,理學派是其中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流派。

理學強調德治,鼓勵以理性原則治理國家。在政治上,儒生們崇尚以德治國,讓整個社會更具合理性和穩定性。

然而,也有部分儒者想要以經學為敲門磚,在官場換取利祿,因此不是真心學習經學,而是追求個人的利益和財富。

這樣的行為對於經學的獨立與創新都是不利的。因此,在今天,我們應該強調“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引導儒生研究經學,為未來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漢廷建立了太學和郡縣學等官方学校,推动了《五经》事业的繁荣昌盛,传承了儒家广学兴教的传统。其一,学习、研究和传承《五经》的士人众多,因此经学研究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其二,通过《五经》解决了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即“通经致用”。《五经》不仅是史书和古代文化知识的宝库,而且是经典,能够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尤其在政治上具有法典的意义。董仲舒用《春秋》来判案,酷吏张汤选拔治理《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担任官职,负责审理案件。儒者王式以《诗经》三百篇作为劝谏的书籍。《五经》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
「崇儒更化」是武帝時期的文化建設,對於今天來說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在武帝時期,他提倡崇尚儒家學說,重視士人的才能,將儒家學說奠定為國家文化基石。並且,他不斷興建學校、圖書館等文化設施,積極推崇文化活動,讓人民能夠有更好的教育、學習與知識傳承的環境。

這樣的文化建設對於現代社會來說仍然具有啟示意義。我們應該尊重知識與學問的價值,重視人才的培育和發展,進行文化建設,提倡文化活動,讓人民能夠參與其中,推動各行各業的進步和發展。

因此,我們應該像武帝一樣,重視文化建設,注重知識的傳承與發展,讓文化成為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強大動力。
「崇儒更化」的文化建設是政治改革的先驅,這是由文化向政治轉變的必然。政治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上,從而以文化整頓政治。
在崇尚儒學的文化建設中,政治力量扮演了主要角色;然而,政治力量的發揮是建立在社會要求的基礎上。在漢朝初期,儒學在民間逐漸茁壯,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其勢力逐漸壓倒其他流派。因此,政治力量的發揮是基於社會需求而進行的。
華夏文明的傳承,千百年來一直強調人文精神的培育,也包括了「六藝」的學習和修養,這代表了古代文化傳統的知識和價值。在孔子之前,「六藝」已成為貴族學習和修養的教材。但孔子不僅整理「六藝」,還作出了重新解釋,為傳統的禮樂建立了內在仁義的精神實質。在他的引領下,漢朝的崇儒更化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文化傳統。
第四,文化建設必須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漢代的大儒申公,在長安遊學期間,跟隨荀子門人浮丘伯學習,晚年則退隱家中,拒絕賓客,專注於研究《詩經》,其所著成為西漢時期的顯學。另一位學者董仲舒專心於《公羊學》的研究,直到三年期間不離舍園,司馬遷曾讚嘆其研究精深。還有大儒伏生,曾在秦朝擔任博士,在亂世中依然不斷研究,直到九十餘歲,憑藉治編《尚書》的成就而聞名。總而言之,漢代時期的民間和朝廷學者,大多能夠專注於學術研究,靈活運用《五經》這一學術基礎,並獲得了豐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