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宗即位時，金與南宋的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面對變幻莫測的局勢，金熙宗細心思考，適時調整統治策略，把政治重心轉移到改革和整頓國內局勢。
為了更直接有效地統治各民族，金熙宗採用了中央集權的理念，對各民族的行政管理機構進行了改革和調整。同時為了加強本民族的主權，確保女真人能夠長期穩固地統治，金熙宗提出了「漸期胥效，翕致大同」的政策，並對女真族實行了漢化政策，以促進女真人與漢族的文化融合和交流。
金熙宗形成了一種開明的思想，這是因為每一個統治者在制定民族政策時，首要目的就是要確保自身統治的穩定。金朝是一個多民族共存的國家，若要維持社會的安定，就必須仰賴各民族共同的協作。女真族單靠自身力量是不夠的。因此，金熙宗必須依靠漢族和渤海族這兩個文化水平較高的民族來輔助他實行各項社會改革。
北部和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例如契丹人，是金朝重要的邊疆守衛。儒家思想倡導仁愛和實行仁政，其中博愛是仁政的重要特徵，並應施行於所有民族和人民。正因為如此，相較於金初兩朝，金熙宗在位時的民族政策較為溫和。
唐朝統治者對金熙宗的民族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金熙宗作為一位有政治抱負的少數民族君王，深深景仰唐朝的盛世局面，並積極總結學習唐朝治世名君的統治經驗，尤其對唐太宗情有獨鍾。
在《金史》中，記載了金熙宗與臣下討論唐朝歷史和唐朝皇帝的情況。在天眷二年（119年）六月，熙宗與韓昉談論《貞觀政要》，熙宗表示：「我讀過《貞觀政要》，發現君臣們的討論非常有條理。」接著他又問道：「太宗當然是一代賢君，那麼明皇呢？」
金熙宗在討論唐太宗與臣子議政之事時，表現出對唐太宗的敬仰之情。唐太宗是在金朝之前各代君王中，具有最開明民族思想的君主。他曾經表示：「從古到今，中國人為貴族，夷狄為卑賤。但是，我獨自愛所有的人民，無論是什麼種族，我都像他們的父母一樣，以仁愛對待他們。」這種思想很有可能對金熙宗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金熙宗秉承「四海之內，皆朕臣子」的思想，對各民族實行了一系列懷柔政策。早期金朝實行勃極烈制，太宗天會四年(116年)開始試圖在中央改革官制，但直到熙宗即位後，才全面使用三省六部製取代勃極烈制。
先前女真宗室貴族均擔任諸勃極烈者，而中央軍政大權也完全被女真人所掌握。鑑於金熙宗改革官制後對人才需求激增，之前只依靠軍功和世襲來選拔人才的方式已無法滿足所需。因此，金熙宗提出了打破民族界限，以才能作為選拔官員的標準。
在金熙宗的統治下，許多有才幹的異族官員進入到國家的統治機構中。除了在地方機構大膽起用異族官員，金熙宗在監察地方官員時也能夠做到比較公平，不偏袒女真人異族官員。相較於金初統治者用本族文化同化他族的政策，金熙宗的做法受到異族官員與被統治民族的支持。金熙宗的治理方式得到異族官員的支持，成功促進了國家的發展與穩定。
世宗的生母是貞懿皇后李氏，是一位渤海人。作為一位出身於渤海的皇后，在面臨女真婚俗時，貞懿皇后不願接受這種風俗。為此，金世宗決定讓她回到遼陽，並在那裡為她所在的清安寺提供經濟上的援助。這一舉動清楚地表明了熙宗對渤海傳統的尊重和重視。
在金熙宗的統治時期，金朝的境內存在著各種不穩定的因素，包括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為了確保統治秩序的穩定，單靠對各民族施以恩惠是不夠的，更需要有更穩健、更有力的措施來加強統治。
為了預防民族叛亂或復國事件的發生，金熙宗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防範思想。他採取了兩個主要手段：一是監視被統治民族，二是控制被統治民族的勢力。
在金熙宗即位之前，漢人一直抵抗金朝統治，並不斷發動反抗行動。即使在金熙宗即位之後，仍有許多人拒絕歸降金朝，堅決抵抗。加之金熙宗廢除了偽齊政權，使得原北宋下統治的漢人對金朝統治構成更大的威脅。
為了對中原地區的漢人進行監視，金熙宗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旦齊國被廢除，他就會派遣大量的軍隊進駐該區域，以確保其安全。此外，他還實行了南遷政策，向女真、契丹、奚等族猛安謀克地區遷移，同時也包括了監視中原地區的漢人。
在皇統九年（119年），又發生了一件傷害漢族官員的事件。這次事件的主因是金熙宗對於漢人所起草的文書理解不夠清楚，盲目相信奚族官員蕭肄的不實指控，最終導致金熙宗極度憤怒，衝動地殺害了漢族官員張鈞。
在金朝境內，許多漢人並未完全接受金朝的統治。因此，金熙宗對漢族官員抱持警戒態度，不允許他們貶損自己的觀點和言論。在金朝統治下，契丹人總是存在著被挑撥復國或成為西遼的隱患。由於契丹人居住在金朝與蒙古、西夏等民族或政權的邊境地區，為金朝戍邊功不可沒，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金熙宗極度關注對契丹人的控制。
在金朝時期，契丹人被分成兩個主要群體。其中一部分被迫南遷至中原地區，並被編入了猛安謀克。另一部分契丹人則居於金朝西北地區，並保留了原有的部落制度和乣制。金熙宗將他們統轄於西北、西南兩路的招討司和烏古迪烈統軍司之下。
在皇統元年（公元111年）時，山後諸部原先屬於西京路管轄，但現在被調配至元帥府管轄。此舉「燕京路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歸元帥府」，可讓遊牧部族的契丹人被控制在女真統治者的管轄下。
女真統治者在金朝時期對於渤海人這個族群一直保持相當大的信任度。這也造就了渤海人在金朝裡擁有較為優渥的地位，甚至在太祖伐遼之時，還特別對渤海人下詔曰：「女直、渤海本來就是同宗一族。」
當然，如果渤海人對女真人統治地位帶來任何威脅，金熙宗也不會掉以輕心。自從太祖高永昌建立渤海國後被扼殺，渤海人一直致力於擴大勢力，並希望能夠割據一方。
為制約渤海人勢力滲透，金熙宗採用分遷離散攻勢。在金初兩朝的發展下，渤海人數量已多達「五千餘戶，勝兵可三萬」。金熙宗意識到潛在危機，為了預防未然，決定採取分遷離散攻勢。
遼陽渤海人在經歷了一次打擊後，元氣大傷。作為一股民族力量，他們承受了沉重的打擊和不小的創傷。爲了防範不同的民族，金熙宗通過監視、政治打擊、分遷離散等手段來實行措施。這種政策展現了金朝較為保守的民族思想，也是實際情況所引發的結果。這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遏制反抗勢力、維護金朝統治的目的。
統治者的民族思想在各民族的行政管理模式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金太祖時期，他建立了本族制度，即猛安謀克制度來進行統轄。然而，漢族人民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在金太宗時期，金朝被迫放棄了部分漢人地區的州縣制，只能保留部分。這導致了遼制、宋制和女真制度並存的局面。金熙宗從金初兩朝的經驗中學習了教訓，形成了民族行政管理思想，即在因俗而治的前提下，加強中央集權。
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是相互對立的制度，中央集權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掌握著最高權力，地方官府則須服從中央官府，從而實現統一的國家統治。
金熙宗的中央集權思想意在加強中央政府對各民族地區的控制能力。不過，為了確保各民族的穩定，採用的不是強制推行本族制度的方式，而是在保留適合各民族行政組織的前提下，透過改革和調整，將全國各民族地區的行政組織納入到全國統一的行政管理體系中。藉此，克服中央政府在治理各民族地區時可能遭遇的制度障礙，達到強化中央集權的目的。
在金熙宗的思想指導下，對各民族地區的行政管理制度進行了改革和調整。在金熙宗即位之前，中原漢人地區已恢復了州縣制，但遼東和遼西地區的漢人和渤海人仍然實行著猛安謀克制。對於政治和經濟相對發達的漢人和渤海人來說，州縣制才是更適合他們的行政管理制度，而非猛安謀克制。
依據《金史》的記載，金熙宗對遼東和遼西地區的漢人和渤海人行政組織進行改革。在天眷三年（110年）和皇統五年（115年）兩次行動中，熙宗罷免了遼東漢人和渤海人的猛安謀克千戶，並獨自授命給舊臣家族，使得這些家族可以繼承舊有的千戶職務。「天眷三年，罷漢、渤海千戶謀克，以舊臣，獨命依舊世襲千戶。」、「熙宗皇統五年，又罷遼東漢人、渤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因此，漢人和渤海人的猛安謀克制度被全面廢除，這些地區的行政建制得以回歸適應社會發展狀況的州縣制度。
為了增強對漢族地區的統治能力，金熙宗在改革行政組織的同時，也對漢族地區的政府機構進行了調整。在他即位前，中央實行的國論勃極烈制對漢人州縣地區的統治存在困難，因此只能依靠元帥府和其下的漢人樞密院來統轄。而當時的都元帥宗翰和右副元帥撻懶，與金熙宗在政治上屬於不同派系，並擁有極大的權力。
在漢族地區，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在天會十五年（117年）的十一月，金熙宗下令廢除齊國，並封劉豫為蜀王，向內外發布詔旨。同時，在汴京設立了行台尚書省，以統一漢地統治機構。為了進一步統一機構，天眷元年（119年）九月，漢人樞密院從早先遷至燕京後，被改為行台尚書省，「燕京樞密院」宣告終結，由行台尚書省所取代。
在公元119年的天眷二年，金朝向宋朝割让了河南和陝西地區，隨後汴京行台也遷至大名。據《金史》卷90《趙元傳》所載，「宗弼經由沙店渡河來到祁州，而金朝隨後又把行台遷至大名，隨即再次搬至祁州。」
在天眷三年（110年），金熙宗任命都元帥宗弼為行台尚書省事，取代撻懶謀反被剷除的左副元帥。這也意味著燕京行台與祁州行台被合併。當金朝重新收回河南和陝西地區後，行台再次被遷移到汴京。
在皇統初年，熙宗下詔：「州郡的軍事事務由帥府決定，而民間的錢糧訴訟由行台尚書省負責治理。」
在漢人地區，除了軍旅事務，其它政務都由行台尚書省統一負責，而這個省的設置在汴京。它的統轄範圍應該包括燕京、西京、河北、河東、山東、河南、以及陝西的大部分地區。儘管行台尚書省是由都元帥宗弼兼領的，但它作為中央尚書省的派出機構，在原則上享有與都元帥府平等的地位，並且有明確的任務分工。
在天眷二年（119年），中央政府控制漢族地區的能力得到加強。此時，都元帥府的政治職能逐漸消失，軍事權力也受到了限制。國主亶下令，諸路不得直接向元帥府申請簽發命令，必須接受其內部的使臣，並出示合法的牌札方可獲得簽發。
當熙宗廢除了遼東漢人和渤海人的猛安謀克制度時，女真人、南遷的契丹人和奚人因為已經適應了這種制度，所以他們仍然保留著猛安謀克制度。女真人和遷往中原的契丹人和奚人都能夠很好地適應這種制度，因此他們不希望放棄這種制度。
在熙宗改革之前，猛安謀克制是女真族的一種特色軍政合一的基層組織。相較於漢族和渤海族地區的州縣制，它的機構設置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為了強化中央對契丹、奚族的控制，並建立全國統一的行政管理體系，熙宗進行了相關的調整。其中，第一個調整措施是將猛安謀克官職納入漢官系統。熙宗在天眷元年八月頒行漢官制，進行新官制及換官格的改革，將勛封食邑入銜納入官制中。這一舉措在日後的制定中也被廣泛運用，成為行政體制的重要基礎。
根據《金史.百官志》的紀錄，「猛安」位列從四品，負責管理軍事事務、培訓武功，以及推廣農桑務，同時負責防禦事務。與此同時，各防禦州的防禦官也都屬於從四品的官員。此外，「謀克」則位居從五品，負責統籌軍務、管理軍戶和培訓武功。
規定表明天眷官制度已經進行改革，並納入了猛安謀克。從中可以看出，猛安在漢官系統中的地位相當於防禦州刺史，而謀克則相當於縣令。
一是調整女真、契丹、奚族等地區的統轄機構。在元朝天眷元年（118年）八月，金熙宗設置上京路於女真內地的諸萬戶路之上，「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此舉使得原本隸屬朝廷的女真內地諸萬戶路成為隸屬上京路的地方統轄機構，地位下降至與中原地區的府州相同。因此在天眷三年（110年）時，黃龍府路也被改名為濟州。二是重組和調整軍事和行政區域的組織。為了加強統治，以及方便軍隊管理，元朝對地區的軍事和行政區域進行了重組和調整。在這一過程中，女真、契丹、奚族等族群地區的統轄機構也得到了相應的調整。
經過金熙宗的調整，女真內地的統轄關係發生了變化。現在，中央直轄上京路，上京路下轄蒲與路、胡里改路、恤品路和濟州路。此外，金朝還在女真內地設置了萬戶路，而在原來遼朝統治下的州縣地區設置了都統、軍帥司路，在原來北宋統治地區則設置了兵馬都總管府路。
熙宗登基後，全國各地都設立了統一的兵馬總管府路，在萬戶路外也有。自太宗時期開始遷入中原漢地的女真、契丹、奚等族的猛安謀克也受到所在兵馬總管府路的統轄。金朝初年，統治者實行以本族文化同化他族的政策。
被統治民族強烈反抗的政策，並不有利於女真族自身的進步。在金太宗統治期，他試圖與宗乾等人的協助下，建立三省之制，但此構想一直未能完全實現直到太宗末期。
據《三朝北盟會編》的紀載，金熙宗是一位熟知中國文化的皇帝。他在年幼時期，就經歷了金人入侵中原的戰火，並由燕人韓昉和中國儒士傳授文化知識。他雖然並未深刻地學習經史典籍，但擅長賦詩翰、雅歌儒服，以及烹茶焚香、下棋對弈等項目，但一直沒有脫離女真族的本質。因此，金熙宗和舊大功臣的治國理念迥然不同。舊大功臣認為他是一位無知之夷狄，而他對舊大功臣則視之為宛然一位漢家少年子。金熙宗可以說是一位少數民族君主，卻具有漢化的傾向。
118年，金熙宗即位後，他改變了以往的管治方式，針對現實狀況確立了「漸期胥效，翕致大同」理念。當時有官員建議定官制度，金熙宗委託翰林學士韓昉起草詔書，明確強調了這一理念：「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了一個特殊的文化背景，我們應該尊重先人造就的基本品質，這些習慣已經深入人心，過於急促地改變有些困難。政治的種種手段應該考慮到這些現實情況，暫時保持原樣，漸次深化改革，總體上實現大同。」
「大同」的境界是漢化改革的目標，這是不容避免的事實，雖然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實現。然而，漢化改革必須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實現，不能急於求成。必須充分考慮女真族的發展規律，採取逐漸引導的方式來進行改革，最終達到漢化的目的。
金熙宗的思想儘管是針對官制改革問題提出的，但該官制改革實質上採用的是漢官制度，因此可視為漢化改革。此外，這種思想儘管在天眷二年才被明確提出，但其漢化思想早已存在。
漢化真正的意涵不只在於女真人改變漢姓或穿上漢服這些表面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深入女真人的思想意識、倫理道德觀念中。因此，金熙宗強烈鼓勵尊崇孔子和儒家思想，「在上京建立孔子廟。經過三年的祈禱，皇帝下詔尋求孔子的後代，任命璠承奉為郎，封衍聖公，負責祭祀孔子。」
自金熙宗自封為帝以來，左右的儒士們便不斷獻媚諛說，教導他有關宮殿建築、服飾車輿的美妙、后妃的隆盛、宴樂的奢華、以及禁衛的嚴密制度、禮儀與道義的地位，更不斷以國庫財資來實現他作為一位統治國家的方式。於是，金熙宗即位之後，積極進行漢化改革，尤其是在禮儀制度方面進行大幅度的革新。
根據《金史》卷8《禮志》所記載，金熙宗於皇統間巡幸析津時，首次乘坐金輅，帶領著儀仗隊，演奏著鼓吹，使得整個觀禮的儀式焕然一新。同時，宗社朝會的禮儀也依序進行。金熙宗在天眷二年（1191年）三月份下令讓百官們詳細制定儀式，接著在四月份，百官們身穿朝服參加朝會。
在皇統元年正月二日，「太師宗干帶領著百官上表，請求皇帝尊號，共三次進奏，最終皇帝下詔准許。七日，留守奭被派往京城告知天地社稷的消息，同时津尹宗強向太廟報告。十日，皇帝身著袞冕，前往元和殿，宗干率百官上前恭敬獻上冊文。其中記載『我們奉上玉冊、玉寶，尊您為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同日，皇帝改戴通天冠，主持宴會，邀請二品以上的官員以及高麗、夏國使者參加。」
同樣的年份，「熙宗獲得尊號後，開始採用宋朝的樂曲」。在居住習俗方面，金朝建立之前，女真人的居住環境相當原始。隨著漢人文化的影響，女真人的居住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開始建造宮殿。
在金熙宗之前，宮殿建築還比較簡單。根據《三朝北盟會編》的記載：「只有一座名為乾元殿的大殿，其它四周都以柳樹作為禁圍。這座大殿的牆壁遠處都放置著火爐，平日裡若沒有特別用途便將其鎖上，有需要時才打開，與官員一起坐在火炕上。」
自從金熙宗登基後，他便開始積極興建京城內的宮殿。從天眷元年（1123年）開始，他陸續建造了朝殿、寢殿、書殿、涼殿、太廟、社稷等建築。到皇統六年春三月的時候，他認為京會寧府舊內太狹隘，就像是一個郡治一樣，於是他動用了五路工匠，將舊有的建築拆除重建。
另外，在張棣的《金虜圖經》中也記載著相關情況。當金朝處於剛成立的時候，皇帝定都於上京，名為會寧，其地名為金源。在這座城市中，宮殿和一般建築都和中原的州縣廳所造的相似，而且制度上也是初創的。當地居民出入城市時，多半是走前朝的舊門，沒有特別限制。每年春天，當地的老年人和年輕人都會聚集在殿的側邊觀看擊土牛的活動，這種活動不分年齡，誰都可以參加。由此可見，當時的皇帝的居所和百姓之間並沒有完全分開。因此，熙宗決定以沿襲宋朝汴京的建築風格為藍本，修建了上京城，同時也實行了類似的內庭禁令，不過大部分仍然很寬鬆。
根據《三朝北盟會編》所記載，在金朝時期，女真族人對漢族的節日缺乏了解。其中，己酉歲（即農曆的一年）有一名中華僧人被掠至闕（可能是現今的東北地區），被女真主吳乞買俘虜。當時，其餘的女真人看到關於燈節的習俗，也不知如何慶祝。於是，吳乞買命令僧人以長竿挑起燈籠，作為娛樂節目。女真主和其他女真人很驚訝，紛紛詢問左右：「那是星星嗎？」 當左右向他們表示實情時，南人謀變事情被洩漏，並且被處決。因此，對於僧人的翻譯和舉動，吳乞買懷疑他的意圖，認為這是一種意圖煽動人民叛亂的陰謀。最終，吳乞買下令將這名僧人處死。
金熙宗登基後，對漢族的節日態度發生了變化，《大金集禮》中記載了熙宗天眷年間對法定假日的新規，「天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詳細訂定了儀式。一般的休息節日及節氣的假期也已經明確規定，敕令已經批准。元旦、冬至、寒食等節日，前後各休息三日。上元、立春、秋社、上巳、端午、三伏、立秋、重陽、授衣（九月一日）和國慶日每個月都有三個十天以上的節氣，每個節日休息一天。」
「寒食節」、「中秋節」、「上元節」以及「七夕節」等，都是源自漢族文化的傳統節日。金熙宗將這些節日立為法定假日，並全國性地推廣，顯示出他致力於推動漢化的意圖。
金熙宗推行漢化改革，不僅有著史料中所記載的措施，實際上還有更多的舉措。他希望透過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的漢化，逐漸提升女真人的素質，以鞏固女真人作為統治民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