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記載，東漢中後期，社會矛盾不斷升級，尤其是江淮地區「盜匪」猖獗，社會貧困層群體反抗日趨激烈。此外，地方勢力與朝廷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升級，人心惶惶。
近日江淮地區的盜賊公然稱帝，對中央政權造成了嚴重威脅。
「江揚劇賊」問題依然嚴重，直到桓帝和靈帝統治時期。但政治形勢已經演變成全國範圍的軍閥割據和群雄競爭，進一步惡化了地區社會風氣。
六朝后，江淮地区的军事地位越来越重要，攻防事务成为该地区的首要任务。
受到軍事變動、人口遷移和民族衝突等時代因素的影響，江淮地區的社會風氣在這一階段發生了變化。由於戰爭的影響，江淮地區長期存在「重淫祀」的問題日益嚴重，成為該地區「輕死好鬥」的另一個主要因素。
東漢時期後期，江淮地區的「盜匪」問題屢屢出現。在順帝漢安元年（142年）九月庚寅，廣陵地區的盜賊張嬰等人寇掠了多個郡縣，不僅殺死了當地的刺史太守，而且聲勢越來越大。盜匪被平定之後，居然又再次反叛。
江淮地區在過去十年中發生了三起盜寇叛亂。即使是流寇叛亂，東漢朝廷也難以迅速消滅，導致江淮地區地方和朝廷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不斷升級。
「江淮盜賊公然稱帝」的行徑，嚴重威脅著中央政權的穩定，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朝廷為了鎮壓這樣的行為，常常需要倾全力，但往往難以平息這樣的事端。
「至桓、靈二帝時，」政治局勢已經演變成了全國性的群雄逐鹿，軍閥混戰局面，這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社會風氣的惡化。
江淮地區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動蕩推高了其軍事重要性，成為眾多兵家爭相競逐的焦點之地。相應地，社會風氣也因積極的軍事活動而加劇了勇敢、強悍的氛圍，一直持續到六朝時期結束才逐漸好轉。
「軍事衝突趨於常態化，江淮地區的行政建置變幻莫測，城市歸屬經常變更，給朝廷管理江淮州縣帶來了巨大的困擾。」
永嘉之亂之後，江淮地區迅速迎來了大量北方人口南遷的浪潮，並且成為許多流亡移民的主要安置區域，故此設立了許多僑置在當地的郡縣。
北方流亡者在江淮地区安顿下来，他们是一群勇猛善战的人。在流民中涌现出了一个叫做「流民帅」的领袖，率领武装力量成为了一个英勇强大的新兴政治势力。他们的「士气无比高昂」，不容忽视。
在戰爭中，區域內的社會風氣也常常被利用。例如，陳朝在北伐時任用吳明徹為帥，考慮到他「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同樣地，北齊也考慮用王琳「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以期獲得勝利。
「由東漢後期開始，民族衝突在江淮地區頻繁發生，這成為當地所面臨的新情況。在互相交流、融合的過程中，非漢族群的精神與文化傳統也開始影響著漢人。」
「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這句話，揭示了江淮地區由於頻繁的社會變動，使得恢復生產、改變習俗等措施難以落實。
多年來，江淮地區經歷了許多的社會變革，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這些變革既促進了地區的發展，也給當地人民帶來了許多挑戰。其中一個挑戰就是如何在變化不斷的社會中保持傳統的「仁義之化」和「刑法之令」。
在江淮地區，「仁義之化」是指尊重長輩、關心他人、誠信待人等傳統美德；「刑法之令」是指遵守法律、遵紀守法、懲治罪犯等法治信仰。然而，在社會變革的影響下，這些傳統美德和法治信仰受到了挑戰，容易蕩然無存。
在這樣的背景下，恢復生產、改變習俗等措施往往無法有效落實。例如，在經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人們追逐利益的心態日益強烈，導致一些傳統職業如農民、手工藝人等逐漸失傳，從而影響到地區的發展。同時，一些傳統的習俗和文化也面臨著消失的風險，使得江淮地區的文化多樣性和傳統價值遭到了破壞。
綜上所述，江淮地區面臨著久治不成，民風難改的困境，需要透過持續的改革和健全的法治體系，來維護傳統價值觀和司法公正，從而使得「仁義之化」和「刑法之令」真正得以在地區內落實。
南方的六朝朝代，因江、淮天險的防禦而存在。這也引發了魏文帝的感嘆——「天所以限制南北之間的地勢也」。
「江淮地區，是江防與淮防的連結所構成的關鍵區域。眾所皆知長江區域有其危險性，但若不了解守淮的策略，則意味著並非真正理解長江區域的危險之處。」
「東漢後期至南北政權分裂局面結束前，」江淮地區軍事職能居於最關鍵位置。
「江淮重鎮的軍事爭奪及其帶來的軍事變動，不僅對政局產生影響，也對普通百姓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為了適應局勢的變化，百姓必須鍛煉自己的戰鬥力，從而推動整個社會好戰尚武風氣的深化。」
「江淮」一帶自古以來便是軍事重要地帶之一。「淮北」地區崇尚武備，其「淮揚防線」一度抵擋住了「東南縱貫鐵路」的進攻。而「江南」地區則歷經多次戰亂，如「淞滬會戰」、「蘇中會戰」等，均發生在此地。
如今，江淮重鎮再次成為軍事活動的焦點。在「2020年度南部戰區」的軍事演習中，江淮一帶受到了重點關注。陸、海、空、無人機等各型軍事設備齊聚此地，攜手演練各種作戰模式。
不僅如此，江淮重鎮還是「長江防線」的重要構成部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多年的建設與發展，長江防線已經形成了一條綿延數千公里的堅實屏障，為國家的安全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
除了軍事方面，江淮重鎮的經濟也非常發達。淮揚地區有許多傳統的手工藝與美食，如揚州炒飯、鹽水雞、蓮藕糕等，吸引了眾多遊客前來品嚐。而江南一帶則以工業經濟為主導，例如汽車製造、航空設備、光學產品等，將地方經濟帶向了新的高峰。
總體而言，江淮重鎮是一個充滿活力、擁有豐富歷史底蘊的地方。希望在今後的發展中，能夠保持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平衡發展，為國家的繁榮與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南北方的政權都認為淮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這關係到北方統一和南方守國。以陳朝為例，當「梁室喪亂，淮南地併入齊」，陳朝只能據江自守，甚至出現了紹泰元年（555年）北齊兵臨建康城下的危機。
江淮地區的「戰略緩衝地帶」的失落，是導致陳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表明江淮地區的重要性，因為它成為了「強兵足食進取之資」的核心。
《晉紀》中記載，曾有紀涉被晉文帝的臣下詢問有關江防力量的問題，但實際上不只是江防，還有淮防的「護風寒處」。在江淮地區，江防和淮防的主要任務是守衛軍事重鎮，以確保防守的有效性。
南方六朝國家一直以來都以「限江自保」作為建國的基礎，因此在東部守江任務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江北的合肥、历阳、广陵，以及江南的采石、京口和建康，都是守江的重要据点。」
這些城鎮都位於長江流域的重要位置，是守護江南大地的關鍵環節。江北的合肥、历阳、广陵分別位於安徽、安徽和江蘇的交界處，是長江中下游經濟帶的主要城市之一。江南的采石、京口和建康則分別位於江蘇和浙江的重要地帶，是繁榮的沿海城市集群之一。
這些城鎮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成為守江的重要據點，需要在安全防禦上進行加強。保護這些城鎮的安全，也就是保障長江流域的繁榮和穩定。
淮防的重要節點包括義陽、壽春、鍾離、盱眙和淮陰。
幾乎所有江淮地區的重要城鎮都在秦漢時期之後開始繁榮起來。
綜觀歷史上的進攻路線，北方政權進攻的路線大多從合肥到歷陽渡江，或者從淮泗到廣陵渡江，這兩條路徑都無法避開上述重要城鎮。
以上提到的城鎮在南方的六朝中，扮演著防禦北方的重要角色，是維持「限江自保」局面的中堅力量。
淮河岸的義陽、壽春、鍾離、盱眙、淮陰成為了第一道防線。如果這些地方失守，政權就會受到威脅。因此，這些重要的地方連成一線，互相呼應，作為防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第一道防線失守，則以合肥、歷陽、廣陵為第二道防線。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這些重要區域和政權的安全。
在六朝時期，各個勢力在江淮地區設置軍事重鎮的目的不盡相同。孫吳希望「限江自保、固國江外」，以此採取與曹魏抗衡的態勢。而在晉朝至梁朝時期，各時期都特別注重江淮地區諸軍事重鎮的重要性，把江淮地區視為軍事屏障的核心區域。
江淮地區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軍事衝突不斷，加上自東漢後期以來原本的輕死好戰氛圍有所復興，造就了一支無與倫比的精銳戰鬥力，在江淮地區社會風氣逐漸形成好戰的氛圍。
「軍事變動」是指一國軍隊在不同衝突和戰爭遭遇中的重大改變和調整。這些變動可能是由顛覆性的戰役、戰爭、政變或革命等事件引起的。在這些變動中，武裝部隊往往改變其組成、戰略、戰術和利益，以應對當前的情況。
與此同時，「好戰風氣」則是指一個社會或民族對於武力衝突的傾向。在這種風氣中，人們普遍傾向於將戰爭視為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認為爭奪權力、領土和資源是國際政治的本質。這種思維往往會導致崇拜武力和軍事英雄、過分強調國家安全和軍事實力，並輕視和批評外交、和平解決衝突和經濟發展等非軍事手段。
在現代社會中，軍事變動和好戰風氣可能是由多個因素引起的，包括政治利益衝突、社會經濟不平等、宗教文化矛盾和外部干預等。因此，要遏制和減少此類問題，需要加強政治溝通和對話、促進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加強憲法和法治建設、提高教育和媒體的水平等措施。只有通過這些方式，才能夠實現和平、穩定和安全的國際環境。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淮南的政治形勢因為孫策、孫權擊敗了劉勛後，沒有留下駐軍，造成了短暫的真空政治局面。曹操趁機治理合肥，企圖擴張南方的領土版圖，這也為魏吳之間的爭端拉開了序幕。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年）」，在這個時期，孫權決定遷都至建業，這也間接促成長江下游的江淮地區成為重要的衝突區域。
淮南地區是淮河水系的重要路線，其中壽春和鍾離等城市因此成為雙方衝突的焦點之一。隨著孫曹軍事衝突不斷升級，江淮東部地區因鬥爭頻繁而出現「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的情況，許多城鎮不得不被移民虛地，而受影響的州縣也不再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曹魏設立了揚州防禦孫吳的廬江郡，兩者對峙不下。
江淮地區充滿了戰火，許多城鎮都被摧毀，周圍武裝衝突不斷，因此在數百里的範圍內幾乎沒有人居住。「這些城縣都位於江淮地區北邊和淮南，整個區域被削弱，沒有民戶可居住」。這個區域現在是一個巨大的無人區，除了一些軍事要塞和鎮兵外，無人煙。在這種情況下，居民只能在保衛要塞的附近生活，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安全。
「南北雙方為適應軍事需要時常調整政區，例如魏文帝曾析廬江郡設立安豐郡，專門負責軍事職能。另外像在三國時期，魏舍合肥，撤退至新城保衛；而吳則棄城江陵，遷往南方遷界。」
許多政區的轉變是由於軍事衝突而引起的領土調整。其中，侯景之亂對南北政局的影響最為深遠。長期的戰爭削弱了曾經繁華的城市，例如廣陵、壽春和合肥，使其日漸式微。
在劉宋初年，壽春已經變成了一個「土地荒廢，民眾四散，城池破敗，盜賊猖獗」的地方。
在526年的普通七年，梁朝開始向北伐進軍，並成功俘獲了北魏的揚州刺史李憲，將其俘虜到壽春。
在經歷了陳敏之亂、蘇峻、祖約之亂、南燕慕容超的南侵、劉宋多次的北伐以及北魏軍隊多次報復後，江淮地區變得荒蕪不堪。這一片土地被形容為「地不為曠，西界荒余，實非空乏所能獨撫」，顯示出這裡所遭受的創傷和荒涼。
江淮地區的一個重要城鎮，通過採取一系列的軍事行動和管理策略，進一步推動當地百姓鍛煉尚武好勇的精神。
「百姓在南北軍爭中也無法安居，以梁魏對壽春的軍事行動為例，蕭梁曾進攻被北魏所控制的壽陽城，遭遇疫情爆發，夏日時死亡人數眾多，甚至有相枕而死之慘況。也有士兵在嚴寒的冬季中因天候惡劣而死亡，死者高達十七八人之多。」
「久攻不下後決定壅淮水以灌壽陽城」，這個決策導致「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沒入海，殺數萬人」的悲劇發生。這樣的事件並非孤例，頻繁的鬥爭迫使很多人選擇南遷避難。
江淮地區社會風氣長期無法改善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東漢末年後的人口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