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2年，李成桂創立了高麗李氏王朝。這個王朝排斥佛教，主張儒教，在各個領域，包括政治和文化等等，都以儒家思想為基礎。要了解高麗初期的社會背景和狀況，必須先了解高麗末期的社會情況。高麗末期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為高麗的建國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在高麗末期，政治方面權門勢族的權力垄断导致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社会经济方面大量的土地被一些特权阶层集中占有，从而形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内部因素是农业扩张导致国家财政的崩溃、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权门贵族和新晋官僚之间的对立。外部因素则是与元明红巾军、海盗等外部势力的频繁冲突。
現在正處於內外矛盾激化的時刻。為了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困難，高麗王朝通過科舉制度啟用了新興儒臣勢力，以限制權門勢族的影響力。同時，他們試圖將官職頒發給在保衛國家方面表現優秀的人，以平息社會的不滿情緒。
在這個時期，李成桂以及其他在討伐外敵中建立聲譽的新興武人勢力進入了中央政治領域。他們有很高的國民信譽和優秀的武裝力量，與新晉的士大夫們一起合作，共同促進政體的發展。
為了改變高麗末期的弊病，高麗李氏王朝崛起聲勢浩大。以儒學為理念，在中央集權官僚制下發展國家，三大政策被奉為建國之本。其外交政策取向大國交際，並以中國明朝為宗主國，通過使臣的交往實現了經濟和文化上的實質利益，同時也確保了新王朝的國際地位。
本文談及韓國在文化、教育和經濟政策上的傾向和方針。在文化政策上，崇尚儒家思想，排斥佛教，儒教成為政體、文化和思想的根本指導理念，引導教育、科舉和禮儀等體制向儒教方向發展。在教育方面，韓國強調文化傳承和儒學思想，強化對儒教經典的學習和掌握。在經濟政策方面，韓國採取農本主義，積極鼓勵農業發展，從而提高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這些政策的實施和推行與太祖李成桂的出身背景和儒教名分論相關，為韓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易姓變革」的倫理名分論對政體爭奪正當性起了重要作用。新王朝試圖建立自身的政治體系，並將儒家思想作為指導理念，以獲得建國正統性的承認。儒家思想接受了明朝的「事大字小」和「禮教秩序」，通過限制社會組織中的人際關係，把禮教作為正當化身份秩序的名分。這對內對外的影響力都非常巨大。
高麗初期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尊重明朝並以善鄰政策對待女真與海盜，這些政策讓高麗能夠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並以物品交流為主。透過進口女真與海盜特產，以及出口生活必需品，高麗成功地為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出口的機會，也同時鞏固了國家的國際地位。
為了保障人民經濟的穩定，高麗政府積極推行鼓勵農業的政策，致力於維護民生穩定。同時，他們採取了「尊重鄰國」的對外政策來維持國家的穩定，並透過建立中央集權體制來維護國家安寧。在高麗建國後，統治階層全力打造以文人官僚為核心的社會，並在中央集權體制下實現國家統一管理。
「文治」是儒教所奠穩的國家基礎，其在高麗的普及也與高麗的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密切相關。高麗的教育主要是針對科舉考試，內容以《四書五經》和《漢文學》為主，這代表著政策也重視儒學教育，與「崇儒排佛」的政策理念一致。高麗社會立足於儒教思想，因此文學被視為社會中心主題。
以享有政治、社會、文化上優越地位的「兩班」為核心，高麗王朝形成了明顯的階級社會，其中包括中人、良人和壞人。在高麗王朝初期，官僚體制借鑑了高麗末期的制度，但在太宗時期進行了全面的改革。之後，隨著《經國大典》在成宗時期的完成，中央集權體制也逐漸完善。
高麗李氏王朝的建立關鍵在於一群以儒教的性理學為統治理念的官員。他們背離了佛教世界觀中的慈悲和眾生救治，堅定地堅持人類為中心的儒教現實觀，首要目標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體制，以確保政體和經濟利益的穩定。
儒家思想在高麗社會各個領域深深扎根，並且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影響。若以高麗時期的文化藝術為例，當時文化藝術的發展主要依賴於佛教的影響，但在高麗前期則細心地呈現出儒教的影響。這與當時社會所面臨的現實背景密不可分。
高麗李氏王朝的興起，儘管消除了高麗末期的動盪，引領了社會向近代化的轉變，但這場變革並不是由其他國家的爭端所引發。實際上，它是由君臣間為奪取王位而發起的。因此，該變革迫切需要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支持。而在國家指導理念方面，高麗王朝排斥了高麗精神上的價值觀佛教。
儒教在政體和社會實踐上的地位被確定為最優先，以克服社會矛盾的普遍原理和防止篡位奪權政體行為的名分，這是通過性理學所實現的。與推行「護佛政策」的高麗不同，高麗推行「抑佛政策」以實現王朝的變革。前一個王朝將佛教定為國教，視其為精神支柱，並以佛教為中心構建勢力圈。
高麗必須徹底轉變這些舊的勢力範圍，建立新的勢力範圍。佛教本身並不阻礙封建社會觀念的發展。如果儒教是社會統治實踐的原則，那麼佛教作為保護王室和民眾安寧的宗教信仰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高麗李氏王朝在成立的同時，採取強力手段打壓佛教，推崇儒教為國家的基本政策。
高麗王朝長達475年，一直以「尊佛思想」為治國理念，而歷代君主也都積極推行「護佛政策」，使佛教在高麗王朝期間蓬勃發展，享有無比的榮華富貴。
然而，對於佛教來說，高麗時代的「排佛崇儒」思想可謂是一段屈辱的歷史。宗教信仰不僅限制了人們的思想，還限制了他們的價值觀，因此儒教和佛教之間難免會產生巨大的矛盾。
儒教及佛教的理念，在某些層面上具有相通之處，許多儒者亦深信佛教，更有僧侶兼任儒者的狀況。因而，在高麗初期，儒教和佛教皆共存於社會，各自為穩定及發展出了貢獻，兩者間並不一定存在著對立的關係。
在14世紀左右，高麗末期引進了佛教，並且吸收了儒教朱子學的形上學思想，進而演變為新儒學。這種新儒學成為高麗李氏王朝的支配理念，開始在思想、社會、經濟等方面取得優勢。然而，斥佛運動卻在其中展開，以改革派儒臣為中心，對佛教提出批評和否定。
先談談高麗末期的反佛運動，當時恭愍王執政初期，李穡、鄭夢周、朴尙衷、金容九、李崇仁、權近等改良派儒學者開始批評佛教各種弊端，比如寺廟建設過度和僧侶過多等寺院經濟問題，以及佛教徒的墮落現象。然而，這些批評僅僅是要求改進，並沒有理論上排斥佛教本身。
在高麗昌王給予實權給激進的改革派後，斥佛運動開始蓬勃發展。趙仁沃、趙浚、尹紹宗、成石璘等人率先批判和抨擊佛教存在的弊端，並開始揭示佛教教理的不合理性。
在斥佛運動時期，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和代表性斥佛理論家鄭道傳以及贊同他理論的金子粹、金貂、許應、鄭摁、朴礎等，為確保國家經濟和國役，不遺餘力地批判和攻擊佛教占用田地所帶來的弊端。
高麗朝鮮末期和初期期間，主導政權改革和變革的勢力決定斥佛運動，其中他們要求沒收寺院土地和寺院奴隸，嚴禁普通百姓成為僧侶，並要求對佛教採取寬大立場的李穡、禹玄寶等改良派人士被驅逐甚至判處死刑。總的來說，這項運動旨在將社會佛教倫理轉換為儒教倫理思想。
為了符合當時時代的要求，高麗王朝開始強制推行將經濟上占據龐大土地和百姓的寺院還原為國家財產和人力的政策。這種政策是由主張激進改革和積極斥佛的新晉朱子學者及官僚們與高麗武將李成桂的聯結所推動。高麗王朝的基本國家指導理念只能以「排佛崇儒」為最基本的原則。
從三國時代到高麗時代，華麗的佛教文化逐漸式微，思想和文化開始以儒教的基本倫理為出發點。以往重要的佛教活動如「燃燈會」和「八關會」的功能也逐漸削弱，並且開始創造基於「禮」和「樂」原則的思想、文化、藝術和風俗等。
「呈才」是高麗王朝宮廷里的一種歌舞表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尤其在高麗前期時期更是發展得非常豐富。此舞蹈表演的目的主要在於推廣宮廷文化的禮樂文化，並且進行組織化、制度化的實踐。在高麗時期，呈才的數量遠超過其他時代，但不僅僅是純粹的藝術成就，更注重使用舞蹈來展示儒教思想和王朝的權威。
「呈才」是一個中國傳統詞語，其廣義含義為展現本領，而在《釋譜詳節》一書中則解釋：「讓別人看到你有什麼本事就叫做呈才。而在另一個含義中，「呈才」指的是為了皇室而獻上供品，又或指陛下等具有王位的人。與此相關的還有「呈才舞」、「宮中舞」等活動，這些都是在宮廷祭祀時進行的。
「演舞、演奏」的宮廷舞樂一直是國家的珍貴文化資產，廣受國家保護。在國家喜慶、宮廷盛宴、國際宴會等場合中，王權為中心，典雅華麗的「演舞、演奏」成為高貴尊嚴的象徵。在形式上，也融入儒家文化觀念，強調著嚴謹規範的執行，秉持著儒家思想中的節度與秩序。這正是「演舞、演奏」宮廷舞樂的本質。
高麗王朝以禮樂作為教化手段，並比其他時期更加重視樂。其理念是「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其禮具。」這段文章說明，如果王朝建立並政體穩健，便要該創作和演奏頌揚王朝成就的樂曲，同時應建立、貫徹和維護政治體系的禮儀和禮法。
在高麗初期，為了建立穩定的社會體制，必須遵從儒教嚴格的正統理念，並且整頓禮樂，這體現了孔子的禮樂思想。因此，他們在中央成立了專門負責音樂事務的機關，並且致力於樂器的改良、樂師的訓練，以及樂律和樂曲的整理。這些努力使禮樂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也為建立新的統治體制夯實了基礎。
「禮樂思想」被引進宮中，並啟動相關的製作工作。鄭道傳和河潤等人以新君王和國家的需要為出發點，負責創作新音樂，以表揚新王朝的建國，並寫出許多頌揚太祖文德武功的樂曲，成為整個製作過程的中流砥柱。
宮中的呈才作品通常包含了許多內容，其中不乏紀念君王壽福、慶祝王位在位一週年、讚頌祖宗功績、歌頌中國皇帝和以和平和諧的方式驅逐邪靈等內容。這些呈才作品的主旨通常是讚揚君王或祖宗為國家帶來的成就與繁榮，並且帶有強烈的政治性質。
高麗在創立之初，便經歷了一段相當艱辛的歷史。為了證明自己的統治是合法的，高麗國內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其中，在呈才唱詞中體現了高麗王朝的正統性，而在被中國批准為君王後，更左證了高麗的合法地位。
這樣的傾向，是因為高麗的建國並非通過大範圍易姓變革的方式建立的，而是通過其他方式。為了讓自己得到正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高麗需要向外界宣揚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呈才唱詞的創作上，反覆強調了高麗王朝的正統性，以維護國家形象，並獲得國內外的認可。
高麗創立之初的這段歷史，是整個高麗王朝的關鍵時期。他們不斷努力，通過各種渠道證明他們的統治合法性，進而贏得人民的支持，進一步提高了高麗的國際地位。
高麗初期所創造的宮廷舞蹈，充斥著歌頌王室興隆和祈求國家安泰的內容。這些舞蹈從展現王業的善政和善治，以及欽佩和讚揚朝廷功績的層面上，體現出對政權支持的爭相呈現。
這種現象與迫切需要證明創建高麗的李成桂王權的道德正當性的政治背景有密切關係，而這又是由高麗時期政權替代的珍貴特質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