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四類。其中，作為四民之中最底層的商人常常受到輕視。不過，還有一群人比商人的地位還要低，他們生來就身處賤籍，無法翻身改變他們的命運。
在社會分類中，賤籍或賤民並不被歸類為士、農、工、商四大階層，而是被歸為樂戶、惰民、蜑戶、世仆、丐戶等。他們過著艱困的生活，處在社會最底層，命運總是不堪悲慘。
本文探討的是賤籍社群中的惰民，俗稱「墮民」，其中的「墮」表示失去原本的社會地位、權利和尊嚴。
賤籍社群多屬於社會底層，由於歷史原因被歧視和排斥，因此需要靠勤勞和努力來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和地位。然而，有些人卻選擇了惰性和懶散，不願意付出努力和汗水，成為了惰民。
這些惰民不僅沒有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也對家庭和社會造成負擔。他們不工作、不學習，甚至沉迷於遊戲、賭博等娛樂活動，造成自己以及家庭的經濟負擔和社會的不安定。
對於這些惰民，我們應該給予關愛和幫助，而不是壓制和排斥。透過教育和輔導，讓他們了解付出努力和掙得收入的重要性，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價值，重新燃起對生活的熱情和動力。
賤籍社群中的惰民固然存在，但我們不應把他們當作代表，而是要讓更多的人了解到賤籍社群的苦難和努力，尊重他們的努力和努力實現他們的夢想。
中國歷史上有一類特殊的人被稱作「墮民」，他們的地位非常低下，無法接受教育、耕種土地，也不能與平民通婚。此外，他們也無法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和生活方式。
「墮民」是一個社會現象，通常指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經濟狀況困難、文化程度較低、缺乏正確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的人群。這種現象的形成與社會矛盾、貧富差距、教育和就業問題等緊密相關。由於種種不利的社會因素的影響，這些人群往往長期處於自我封閉、自卑、失落的狀態，甚至感到絕望和無助。他們的結局往往是更加困窮和無望，並且有可能陷入犯罪、自暴自棄的惡性循環當中。因此，我們應該從根源上解決這些問題，提高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經濟發展和教育環境，幫助這些人群改善生活，走向自我實現和幸福。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中，人們的身份地位決定於他們的家世、職業和學歷等諸多因素。對於那些不幸被貶的人來說，他們被稱作「墮民」，這些人通常因戰爭、政治鬥爭或犯罪等原因而落到如此地步。
有些人相信「墮民」一詞源自於傳統社會對於犯罪分子或社會底層人民的歧視和排擠。也有人認為，這個詞可能來自於某些宗教團體，用來形容那些背離了道德價值觀的人。無論如何，「墮民」這一詞在現代已經被廣泛使用，而且通常被視為具有貶義的詞語，應該避免使用。相反，我們應該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尊嚴，並采取積極措施，幫助那些面臨困境的人找到機會，重新投入到社會生活當中。
在《越言釋·惰貧》一書中，越王勾踐講述了一個關於簡國的故事：那些淫蕩的簡國寡婦都聚集在輸山上，而憂愁傷感的壯士則在山下漫遊，為了討好山上的寡婦。他們所生育的孩子都是野蠻的，這讓他們與普通老百姓不同，且這種情況很快就蔓延開來，終究成為了『墮民』。
也有人說，唐明皇精通音律，熱愛演奏歌舞，晚年自詡為開創了一個盛世，對朝廷不以為意，沉溺於美色之中。
在「安史之亂」之後，宮廷樂師一代因為被指為放縱而失去了對家國的憂愁感，結果遭受了被貶的命運。他們在寧波等地流浪，透過創作音樂和演奏來度過每一天。由於被人們貶低，他們被稱為「墮民」或「度民」。
有人曾述說，於南宋初年，金朝進攻中原，南宋的將領焦光瓚曾率軍投降給金朝。
焦光瓚及其軍隊在元朝滅宋後，因受到世人唾棄及譴責而被貶為墮民，成為一個羞辱的代表。墮民這個詞彙在該時期一直被使用，被用來貶低和壓制那些生活在邊緣的人們。這些人被俘虜和流放到浙江地區，成為當地的「墮民」。從此，墮民開始在浙江地區活躍，並為當地社會帶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眾多說法中，人們通常相信「南宋將領焦光瓚率領軍隊投降，因此被貶為平民」這個版本。
據說在明末清初，顧炎武曾經說過：「在浙江紹興府，有一群被稱為惰民（墮民）的人，他們世代從事卑賤的職業，不敢和一般百姓同日而語。這源自於他們的先祖——大宋將領焦光瓚，率領著軍隊叛變背叛了大宋，投降了金國，從此被世人唾棄。」
浙江紹興出身的現代文學家魯迅，曾與「墮民」有過直接接觸，並以此為靈感，撰寫過《我談「墮民」》一文。
「墮民」自古以來一直受到歧視和剝削。他們既不是普通百姓，卻又比普通百姓失去了更多的權利；也不同於奴隸，但卻被剝奪得更多的自由。
「墮民」常被稱為「賤人」，而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也常被世人稱為「賤業」。對於他們的言談及行為，世人總是隨意侮辱稱之為「賤相」。總結而言，任何談及「墮民」的話語，都充斥著貶義的意味。
明朝著名作家沈德符曾在《敝帚軒剩語.丐戶》一書中記載：「如今在紹興城中，有一些被稱為大貧的乞丐，他們並非絕對貧困，也不必一定乞討。這些人原本被稱作墮民，多聚集於街巷牆角。他們以不潔的雜工為伍，從事各種營生，例如主辦吉凶、圖利牟利等行當。他們的妻子則是為許多人打工，處理著婚姻執行保險等職務。」
「男子不可学习，女子不可缠足，与自己身份相同的配偶不可成婚，良民也不可与贵族联姻。即使攒了一大笔财富，也不能买官。」
男子被禁止讀書和習字，女子被迫裹小腳，這是与墮民制度有关的。在科举考试的制度中，墮民被排除在外，不能成为国家公职人员。
「結婚必須與同為墮民的人才能成婚，即便是與一般平民也不得通婚。」
不公平的對待還不止於此，即使有的墮民有財富，他們也不應該被允許購買官職並擔任官員，那麼他們該做什麼呢？
「墮民」這一詞在魯迅先生的《我談「墮民」》一文中有所提及，該詞指的是一些男性，他們以賣雞毛、捉青蛙、演戲為生。
「墮民」男子的就業選擇相當受限，但其中包括鼓吹唱歌、化妝戲劇等的職業。
「墮民」是一個唱戲為職業的社群。他們的後代從小就接受唱戲的教育，隨時準備繼承家業。稍微長大一點，就跟隨父親和兄弟進入戲班子，身歷其境，進一步豐富自己的見聞。隨著年齡增長，他們自然而然地成為唱戲的職業演員，世世代代如此相傳。「墮民」社區內多是有戲曲世家背景的人。
在大街上，他們仍然會用肩扛小包的方式沿街叫賣，出售價廉物美的服飾扣子、香炒花生等物品，以換取一些殘破布料、遮角材料等廢棄物，之後再把它們賣給二手衣店。
「一般的破布店會出售被墮民使用過的物品嗎？」這樣的問題是毫無必要的，因為破布店本身就是由墮民所開設的。他們將破布清洗、漂洗、蒸煮和曬乾，然後將經過女工手工裁剪、拼接、縫製成各種布鞋、墊子、窗簾等產品，這些產品最終會透過其他途徑進行出售。
這家公司收購頭髮、鴨毛和鵝毛，並進行加工製作。他們先將頭髮清潔和篩選，然後製作成假髮和頭套，進行銷售。而收購來的鴨毛和鵝毛則會被用來製作羽毛扇和毛毯的原料。此外，公司還向理髮店和農家村戶購買這些物品。
在古代，收購毛髮這個職業被視為卑賤之一，但這些「墮民」別無選擇。
根據史書記載，「墮民」男人經常靠著捕魚、烏龜、賣糕點來維持生計，而女人則做媒或者和良家結婚來賺錢，她們梳著頭髮，穿著珠花，像娼妓一樣走街串巷，長相醜陋不堪，跟樂籍的墮民沒有什麼區別。另外，《清稗類鈔.奴婢類.喜婆》中也有記載，墮民女子常常以做媒婆或出售衣服為職業。
《魯迅先生談「墮民」》中也提到了，「墮民」女性通常在過年過節時會去向她們認為的主人道喜，並在喜慶或哀悼的場合中提供幫助。有時候，主人也會給予她們一些犒賞。
「老嫚」是墮民女子的一種職業，她們專門做「喜娘」的工作。
「她們」通常也會從事打造棕繩和銷售衣物等副業來補貼家用。
主要收入來源來自於為辦喜事的家庭提供服務，因此在這行業裡被稱為「喜娘」或「喜婆」。當士農工商四種階級的人們辦理婚嫁事宜時，「老嫚」必須按時趕到客戶家中，並且負責剝蓮子、磨杏酪、沖泡開水等所有工作。
無論身在何處，她們都得低頭屈膝，示弱和獻媚，並且語言上必須表現出服從和誠懇。
對於年長者，我們應該用尊敬的詞語來稱呼，如「老太爺」、「老太太」、「太太」或「奶奶」；對於年輕中年的人，則可稱呼為「少爺」或「少奶奶」；對於年幼的孩子，應適當地使用「阿官」或「小姐」等詞語來稱呼。
她們一心想提高生活品質，不惜練盡奇招，設計出各種獨特的技巧來取悅顧客，正所謂紹興人所稱之「會捻線」。這種技能讓她們得到更多賞識和報酬，成為她們的生存之道。
「墮民」指的是失去了信仰和道德價值觀的人，他們可能因為貧窮、失業、家庭問題等原因而墮落。然而，即使他們墮落了，也不代表他們不能被救贖。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慈善機構和志願者致力於幫助墮民重回正軌。
救贖墮民的第一步，是提供他們經濟援助。因為貧困是墮民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是至關重要的。許多慈善機構提供食物、住宿和醫療保健等基本需求的援助，讓墮民能夠擺脫貧困。
救贖墮民的下一步，是提供他們工作機會和職業培訓。這能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和尊嚴，找回他們的人生目標。當他們有能力賺錢和維持自己的生活時，他們就會更有智慧地看待生活中的各種誘惑和挑戰。
除了經濟援助和職業培訓外，心理輔導也是救贖墮民的重要步驟之一。因為墮民可能已經失去信仰和道德價值觀，他們的心理狀態可能也不穩定。心理輔導可以幫助他們找回內心的平靜，並重新建立信仰和價值觀。
經濟援助、職業培訓和心理輔導，這些步驟總體上可以幫助墮民重建他們的生活。然而，救贖墮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社會的關注和支持。只有這樣，墮民才能逐漸回歸社會的主流，成為有用的人才，為社會做出貢獻。「墮民制度」已經存在了數百年，造成墮民在這段期間被世人輕蔑。但是，是否有人為他們發聲呢？答案是肯定的。
「雍正元年，」兩浙巡鹽御史上書皇帝，要求废除绍兴墮民贱籍。随后「雍正皇帝下诏: 廢除浙江绍兴墮民賤籍。」（《清世宗实录》卷十一）
他們現在可以改變職業，成為能夠享受某些權利的普通人。
雍正皇帝發出的詔書似乎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儘管納入良民的意義已經在紙面上被確認，但無情的君王以及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民眾仍認為「墮民」就是墮民。因此，這份詔書並未真正改變人們的觀念，也沒有讓那些被歧視的人們得到實質的幫助和改善。
必須承認，在晚清時期，學堂的興建、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都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墮民制度的廢除。
學堂的興建使得大量士人得以接受教育，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此外，學堂的崛起也讓不少普通百姓有了接受基礎教育的機會，讓他們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技能，提高了他們的社會地位。
辛亥革命則打破了慣有的封建體制和皇權中心，也為民主和平等奠定了基礎。此外，透過這場革命，人們開始有了現代國家和法制的觀念，使得墮民制度逐漸被認為是一種弊端和過時的制度。
最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更是推動了思想解放和文化革命的進程，使人們審視傳統觀念和價值觀，將知識、科學和人權等現代價值觀帶入中國社會，促成了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為墮民制度的廢除創造了更好的社會氛圍和政治環境。
因此，墮民制度的廢除不僅僅是某一個時期的事情，它是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民智慧和精神文化的傳承和升華。
「晚清時期，隨著資本主義進入中國，民主、平等的觀念也開始流傳，封建制度也逐漸崩潰。中國社會開始發生不斷變化，現代化的進程也不斷推進。這些變化引起了人們對許多社會問題和落後現象的關注，並開始解決它們。」
當時，廢除科舉制度，並啟用學堂，是一項重要的改革動作，對於提昇國民文化素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那個年代，寧波的鄉紳盧洪昶帶領著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人，他們深信「墮民」應被視為普通人民，並應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和其他人一樣接受教育。
這些人尋求浙江巡撫的幫助，希望能透過他上奏皇帝，允許「墮民」脫離賤籍，進入學堂學習，接受教育。
「收教墮民」的新式小學，是在他們不斷的努力下建立的。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舉措，因為它為「墮民」帶來了初步的救贖。
「興建學堂」不僅擴大了教育機會，同時為「不幸者」提供了平等的學習平台。
過去，很多人因為身世和出身背景等原因，無法接受教育，進而限制了他們的成長和前途。但現在，隨著學校教育的普及和擴大，許多人的下一代都有機會接受教育、獲得知識，甚至可以成為社會上的杰出人才，改變他們自身和家庭的命運。
「墮民」能夠進入學堂學習，並提升其文化素養，這是值得讚揚的進步。透過在學堂中學習，「墮民」不僅可以接受文化知識，還可以了解先進的文化和思想，對社會產生更深入的理解和認知。
「墮民」終於擁有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對他們來說意義重大，讓他們看到了曙光。而更多的曙光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中展現出來。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對於推進社會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墮民」一詞對社會地位的影響十分深遠。
中國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迎來了新的先進文化和思想的涌入，讓「墮民」開始有機會接觸到西方文化、哲學、藝術和科技等知識領域，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文化和思想空間。
在封建社會中，受到「墮民」標籤的人常常面臨著社會地位的限制和歧視，難以找到進步與發展的機會。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為中國帶來了現代化和民主化的轉型，讓社會逐漸地變得公正起來。
「墮民」可以透過親身的付出和彰顯自身的才能，抓住更多的社會機會，並打開發展的空間，在政治、文化、經濟和教育等不同領域積極參與。
「辛亥革命」與「新文化運動」帶來更多自由與平等觀念，啟發人民反抗封建傳統觀念與制度，倡導自由、平等及民主價值。
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漸漸地接納了目前社會上不再區分等級的思想，同時也開始接受「弱勢社群」的存在。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墮民」這個詞漸漸地消失在大眾的語言中。這個詞的產生是根據古代封建統治者的需要而出現的，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它也隨之消失了。
在這個世界上，「人人生而平等」是真正存在的事實。沒有人能夠高人一等，也沒有所謂的「三六九等」、「士農工商」或「良民或賤民」這種分類。這些分類都是封建統治者為了其政治利益而編造的「愚民」謊言。這些謊言已經使得「墮民」遭受了千年的思想上和身心上的傷害。
「好在隨著歷史長河的流淌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從『欺騙』中覺醒，不願再相信那些『謊言』，『墮民』也已經消失，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