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演變

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是由政治制度和政治勢力結合而成的。政治制度是規則,而政治勢力則掌握了這些規則的權力。由於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龐大的體量,其政治環境也相對複雜,因此,政治體制的變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過去,政治體制有著多樣的演變,從軍事民主的部落聯盟到貴族政治的世卿世祿,再到封建官僚政治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同時,還有法家的行政理論、黃老的政治哲學、儒家的意識形態等等,對於政治體制的演變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中國古代從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到封建官僚政治的演變是一重要的環節。世卿世祿是指一氏族代代佔有統治地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存在。而封建官僚政治則是基於君主專制中央集權。

西周時期宗法制逐漸完備,周國大封諸侯國,其中71個封國中有53個為姬姓國。血緣關係是封諸侯的重要依據,多數諸侯與西周王室有親戚關係,並且奉西周王室為大宗。諸侯在領土內擁有較大主權,並根據血緣關係封封他們的兄弟為卿大夫管理自己的支系,成為卿大夫的大宗。這樣逐層分封,卿大夫下面還有士,形成了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管理體制。

「世卿世祿」是一種獨特的貴族政治體制,由於血緣關係獲得的統治權力通過「嫡長子繼承制」在宗法制下世世代代傳遞,造成了某一家族對某些權力的長期佔有。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親疏關係因經過分封和繼承已有變化,實力大增,加上血緣關係的淡化,諸侯逐漸有不臣之心。由於周桓王率軍征鄭國失敗,「宗主」威嚴不存,使得諸侯爭霸的大幕拉開。 戰國時期,諸侯王的爭霸愈來愈激烈,以田氏代齊、三家分晉為例,甚至在諸侯國內部也出現了叛亂。宗法制在這時期進一步崩潰,大宗對小宗已不再擁有昔日的統治力量。 在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不斷爭霸,禮樂制度受到了摧毀,為了在混亂的環境中立足,他們紛紛開始通過改革政治制度來實現自己的霸業野心,尋求法家思想的啟發。 在魏國,李悝進行了改革,他以「食有勞而祿有功」為原則,選拔官吏的標準基於其工作表現和能力,這種新的方法打擊了貴族政治。需要的不再是靠衣來伸手,靠飯來張口的貴族,而是真正有能力的官員。 吳起在楚國推行了改革,他規定給予的封貴地位只能代代相傳三代,這樣的規範直接影響到一些與王室沒有太深的關係的貴族,他們的地位和權益遭到嚴厲削弱,而楚國貴族陣痛不減。這項改革不僅顛覆了貴族統治,還加重了貴族之間的矛盾。 商鞅在秦國實施了軍功爵制,以軍功大小來決定爵位高低,這種制度削弱了舊有貴族的特權。這種政治制度的變革導致政治勢力的變動,使得新興的軍功地主迅速崛起,他們成為了挑戰貴族政治的有力支援。在戰國末期,出現了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央地關係取代了血緣關係,中央集權的模式逐漸顯現,官僚政治也隨之出現,開始了對歷史有深遠影響的大變革。 秦朝的政治改革,促使官僚政治的形成 秦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秦王朝在掌握了全國的政治體制後,開始進行政治改革。中央設置了宰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等職位,並在地方設立了郡縣制,以確立新的地方管理體制。官員的任命、考核和罷職都由皇帝直接控制,並且以皇帝的授意來出臺政令。由此,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得以形成,官僚政治體制也因此得以建立。這樣的體制不僅使皇帝的權力得到鞏固,也使得官僚政治的功能得以發揮。 早期國家的政治體制形成受到了法家學派的影響。法家學派強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對統治者而言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因此出現了一批以法令規章為準的「文法吏」。 然而,秦朝的政治變革引起了強烈的反彈,因為秦朝的政治制度與六國的傳統不相符,引起貴族和農民的反對。但是,秦朝的政治體制卻在歷代王朝中被改進和運用。 初定天下的漢朝在繼承秦制的同時,還採取了郡國並行的方法以緩解政體改革的矛盾。高祖劉邦的「布衣將相」成為漢初獨特的政治特色,但是宗法制的影響力仍然很大。漢惠帝之後的文景之治,統治者善用黃老思想,實行「清靜無為」和與民生息,促使生產得到恢復。黃老思想這一政治哲學因其靈活適用,對於解決漢朝早期官僚政治的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漢初期,創立了制度,恢復了生產,整個國家太平無事,但是維持這樣的局面是需要對臣民進行教化的。漢武帝時,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改變以適應統治者的需求,開始成為封建時代的普世價值觀。儒生被拉入了官僚化過程中,大量的儒生得以通過徵辟和舉孝廉的方式進入官僚機構,這改變了文法吏治天下的情況,但是從進入官僚體制到「士人政府」的完全成型需要相當的時間,因為貴族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權力。隋唐科舉選官制度的確立,為儒生大規模參政開了綠燈,儒生和文法吏逐漸合流,形成了外儒內法的政治格局。 在漢武帝時期,中國政治體制發生了重要的變革。與以宰相為代表的外朝權力進行了分割,東漢政府對尚書職位進行了提升,使其從文書秘書變成實際的權力官員。三公九卿的權力被削弱,它們的地位被尚書所取代。同時,監察體系也在逐漸完善,由司隸校尉、禦史中丞和尚書令組成的「三獨坐」,負責監督政治動向,加強了皇帝的權力。這些改革有效地加強了皇權,提高了政府的效率。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三省六部制度初步成形,並在隋唐時代得以制度化和規模化。中書、門下、尚書和六部有效地分割了宰相的權力,皇權再次加強。隨後的宋元明清歷代王朝,雖然有所修改,但基本上繼承了這個體系,政府職能不斷細分,職責明確,權力相對減弱。明太祖朱元璋通過胡惟庸案,廢除了宰相一職,將此制度寫入祖宗的法律,宰相制度從此不再存在。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進一步加強,權力被分配給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 在新的政治體制下,貴族階層的新陳代謝和改變也呈現出來。任子制的安排,讓地位高的官僚能夠讓其子弟繼承其官職,引發了皇帝的憂慮:官僚貴族化的情況。這種情況不僅使得新的官僚展現出了血親繼承的影子,還影響了新的貴族群體的形成。 對於布衣將相的政治風貌,分封製造成的影響已經不能夠再持續下去,其缺點再次顯現。高祖劉邦曾開始了對不同姓族的王的戰爭,以壓制新興的勛貴,但這還遠遠不夠。只要分封制存在,西周王室的困苦將會再一次降臨在每一代君主的頭上。分封制就像一把高懸在皇帝寶座之上的利劍,永遠提醒著皇帝有其危險。 文景之時,分封制弊端逐漸顯現。劉姓子弟終於忍無可忍,起兵反叛,爆發了七國之亂。這次叛亂是由於漢朝皇室子弟的不滿情緒,他們反感分封制的嚴重影響。雖然這次叛亂在三個月內就被鎮壓了,但是,分封制的問題仍然存在,很難被完全消除。由此可見,分封制的弊端是漢朝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皇帝和朝廷需要採取有效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以維護國家穩定。 歷朝歷代中,官僚貴族的交替造成了不斷的循環。封貴的制度經常威脅著皇權:西晉時代的八王之亂,使已經不穩定的政權更加脆弱,最終無法抵抗來自北方的軍事進攻。明朝時,朱棣起兵「靖難」,殺到南京,奪取他親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朱允炆因為無力反抗,也是明太祖大規模誅殺淮西勛貴的後果。然而,即使歷代皇帝也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漢文帝「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漢武帝制定了對分封諸王的限制措施,如「推恩令」、「附益法」和「左官律」;然而,分封諸王仍然一再從「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的制度中崛起,稍縱即逸,挑戰皇帝的權威。 在中國歷史上,政治體制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政治制度與政治勢力的發展是相互關聯的。封建官僚政治的結構是有限的,但官僚隊伍卻不斷擴張,使得「蛋糕」的分配成為各方政治勢力共同面臨的問題。在這漫長的時間裡,不斷有人爭奪權力,參加者不斷更替,但皇權始終是體制的核心。在鞏固和加強皇權的過程中,各種小的插曲不斷出現,這正是典型的例子。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的外戚和宦官是非常毒瘤的現象。這是因為,當皇帝的權力沒有穩定的時候,外戚和宦官就會幹預朝政。例如,在漢朝,呂後掌握了權力,並且引領外戚幹預朝政;王莽也是外戚干政的代表人物。在東漢時代,因為國家積弱,皇帝的權力不穩,竇太后和其兄弟竇憲和竇景一起掌握了大權。然而,在竇太后被漢和帝聯合宦官勢力推翻後,鄧太后、梁太后和「跋扈將軍」梁冀相繼主持朝政,皇帝仍然需要依靠宦官勢力才能維持權力。到了桓靈二帝時期,宦官勢力已經坐大了,像桓帝時期的「五候」(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就不再是一時的現象了。在靈帝時期,「十常侍」的亂政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混亂,但是要壓制宦官,又需要依靠外戚的力量。這種情況一直在反覆,皇帝的權力成了外戚和宦官之間的「通關文書」 中國歷史上的外戚和宦官有著明顯的區別。宦官是皇帝權力的代理人,他們通常在高力士、魚朝恩、王振、「大伴」馮保、「立皇帝」劉瑾、魏忠賢等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歷史上,宦官在「永貞革新」、「甘露之變」和「土木之變」等事件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相反,外戚因為皇權的鞏固,很少有機會參與政治。當然,還有兩個特殊的例子:武曌和西太后慈禧。雖然她們是皇帝的妃子,也在長時間秉政,但不屬於所謂的外戚干政。武瞾曾是皇后,後來還曾擔任過女皇帝,在她稱帝期間,她的「娘家人」就成為了皇室宗親,而不再是「外戚」。慈禧甚至不讓自己的親兒子有權力,那麼「娘家人」又有何望?「垂簾聽政」更適合她。 武曌在遭到李唐皇室的強烈反對後,最終仍然獲得了正式的皇帝地位,她創立了武周政治新局面,直到82歲高齡的她在神龍革命中下臺,她的尊號也從則天大聖皇帝改為則天大聖皇后。慈禧太后雖然未曾獲得皇帝地位,但她卻身居高位,擁有比同治皇帝還高的權力,儘管她在辛酉政變時面臨著巨大壓力,但她仍然能夠在內攬恭親王為奧援,外依勝保,大費周章,得以掌握兩宮的政治權力,並在慈安太后死後,獨攬大權,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1908年10月22日,她在儀鸞殿去世,3年後的辛亥革命結束了清朝的統治。 東漢時代是士族門閥的鼎盛時期,他們是皇權的重要支柱,有著相對固定的階級與身份。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局動盪與政權衰弱,士族門閥也從盛轉衰。三國鼎立、西晉八王之亂、東晉等時期,士族門閥的影響力不斷減少。甚至北魏的鮮卑統治者也開始學習他們的糜爛作風。在南北朝後期,腐敗的士族無法應付重任,他們越來越離現實,只關心自己的玄學理論。直到北宋時期,門閥士族的勢力才完全消失,不再影響政治與社會。 安史之亂發生在755年,打破了盛唐的謊言,地方上的節度使劃地為界,在中央權力的眼皮底下分而治之,造成晚唐藩鎮割據的政治形勢。隨後,四鎮之亂、涇原兵變、淮西之亂、元和削藩等事件發生,失去「槍桿子」的李唐皇室拿氣焰囂張的藩鎮毫無辦法,最終在907年被朱溫以一場「禪讓」鬧劇結束了唐朝的統治。在此之後,五代十國在一定程度上是唐末藩鎮割據的延續。960年,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宋朝,他對武人政治深深感到恐懼,因此建立了一個極度扭曲的文人政治體制,造成「三冗」問題在北宋始終影響著政治。 綜觀整個歷史,安史之亂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它揭示了盛唐的虛偽,掀開了藩鎮割據的序幕,唐朝的統治在朱溫「禪讓」的鬧劇中結束,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的延續。960年,趙匡胤建立了宋朝,他的文人政治體製造成「三冗」問題一直困擾著北宋 不同的政治體制都有其起源,並需要長時間才能新舊交替。官員俸祿制已在西周的「稍食」制度中顯示,而三省六部制也在曹魏時期就已有蹤影。人們的身份在不斷地轉換,有些制度的形式已經消失,但其精神仍然存在。 歷史是一種動態的變化,是唯物主義的,而不是機械論。以歷史為鏡,我們可以知道興衰,結合歷史意見和時代意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根本指導,達到有立場而不預設立場的效果。我們應該對歷史有所鑒識,不重蹈覆轍,後人要以哀悼的心情看待歷史,並從中得到啟示。